80年代油画《父亲》，为过审多画了一支圆珠笔，为何被指为败笔

自古以来，中国便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农业国，与国家长久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联，使得农民成为绝对优势的人群。虽是优势人群，但是却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，当然也受到最深层的压迫，此时的农民具有抗争的意识。

农民在建设新中国时期是绝对的创作者：是保家卫国的守护者、冲在第一线的工作者，再到后来是合作社的发起者，因此在早期的美术作品中，仅是放大了和加剧了农民所处于阶-级的性质，而抛弃了真实的生活现状。

直到后来青年作品展现出对农民写实的激情，《父亲》毫不犹豫成为当时的代表，我们的心中已深深注入了父亲的质朴形象。

“横空出世”，一炮而红

1981年，《美术》杂志在新年第一期上刊登的油画作品《父亲》，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炮走红，作者罗中立也因此一举成名。

当时，《父亲》引起的巨大震动，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界的范畴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。

罗中立的这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《父亲》，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，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，深深地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。

画面的构图其实很简单，画了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农民：他佝偻着背，手捧一只粗瓷大碗，面向观众，仿佛在动情地诉说着什么。

老人面容枯黑，干瘦的脸上布满了像沟壑、又如车辙的皱纹，深陷的眼睛里流露出凄楚、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，干裂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……

这一切，都无不被打上了他艰苦劳动、生活悲惨的烙印。

灵感来源

1965年，在四川美术学院附中读二年级的罗中立，来到了大巴山双城村插队，住进了邓开选老人家里。

邓开选老人曾对年轻的罗中立说：“我是农民，我的本分就是种地；你是学画的娃，你的本分就该好好画画。”

这番再朴实不过的话，给罗中立的心灵带来了深沉的慰藉。

回到大巴山的日子，罗中立想要表现的情感变得更加复杂，从《守粪农民》到《粒粒皆辛苦》,再到《生产队长》，罗中立既同情怜悯那些老实贫穷的农民，也感激他们在特殊年代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国家，让他对养育自己的父辈产生了深沉的爱与敬意。

在接下来以邓开选老人为原型的《生产队长》创作中，罗中立干脆只留下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庞。最终，他将形象还原成了最普通的农民。

当罗中立最终把这一稿定名为《我的父亲》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感受到的所有情感：同情、怜悯、感激、尊重、爱，都糅合进了这副面孔中。他选择在一个两米多高的画布上，描画一个普通人的巨大头像。

罗中立这幅跟领袖像一样大尺寸的农民头像，立刻引起了轰动。人们认为，它宣告了一个神的时代的结束和一个人的时代的到来。

圆珠笔是败笔吗？

作品送到北京参展前，罗中立又听从别人的建议，在“父亲”的耳朵上加了一支圆珠笔。

很多人认为这只圆珠笔加得好，也有很多人认为这只圆珠笔是多余的，迄今为止，关于圆珠笔的讨论仍然没有停止。

罗中立自己的说法是，“加一支圆珠笔的话，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一个农民，就不像现在苦巴巴看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。我很快把这支圆珠笔画上去。”

罗中立加上的这支圆珠笔，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几乎不容易发现，可是就是这小小的一笔改动，就决定了《父亲》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作品和罗中立的未来命运。

作品顺利通过审查，送到北京后，又根据评委吴冠中的建议将作品名字改为《父亲》，作为对整整一代人集体形象的描述。

那一年的全国青年美展，因为评委间意见分歧而将评奖的权力交给了观众，罗中立的《父亲》以800多票被选为金奖，被誉为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”，后被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。

罗中立的变与不变

30多年过去，对《父亲》的解读越来越多，罗中立曾这样说道：“当时《父亲》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。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，让我再画《父亲》，我会更多的从绘画、艺术本身来构思，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”。